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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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革命以及每周 40 小时的工作制度让人们越来越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全世界所有人在自由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是一种认知盈余，通过加以利用这种认知盈余，我们可以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
0. 序言
两本著作一脉相承，它们所探讨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随着全球用户接触互联网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互联网用户数量变得更加庞大，它们将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我们该如何顺应这种变化？而作为互联网的从业者们，又该如何从中寻找自己的机会？
认知盈余
什么是「认知盈余」，克莱·舍基给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受过教育，并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同时有强烈的分享欲望，这些人的时间汇聚在一起，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 如何铸造一个供更多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供用户自由选择的平台，才是互联网新时代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认知盈余作为一种可能
直接向下述说法发起挑战：大众文化是一种致人愚蠢的东西。`娱乐至死` 由此，大众文化使现代人变得聪明了，而不是相反。 `如何体现？` 舍基正确地指出，人们使用媒介具有三种目的：消费、创造与分享。
1. 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
0世纪，社会生活的原子化使我们远离了参与文化，以至于当它回归时，我们需要用「参与文化」这样一个词汇来描述它。
认知盈余是如何产生的？
`因为人们可供支配的自由时间变得更多` 受教育人群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不断累积并激增，究其原因，一是受教育人群自身数量飞涨，二是人们寿命越来越长但工作时间却越来越短。 一开始社会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任何盈余——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时间会成为盈余的原因所在。
情景喜剧成为新的社会润滑剂
人口数量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速率增长，可以预见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生活环境、公共卫生以及各种犯罪问题的不断滋长。 造成杜松子酒大量消费的原因，有一半是人们想通过麻痹自己来抵御对城市生活的恐惧，而这种消费开始回落，是因为新的社会结构减轻了这种恐惧。 我们的「杜松子酒」，一种虽饱受批评却能让我们在由一个社会转变为另一个社会的过程中放轻松的润滑剂，会是什么呢？
答案是情景喜剧（sitcom）。看喜剧，或者肥皂剧（soap opera）、古装剧（costume drama）以及电视上播出的各种娱乐节目，侵吞了发达国家公民的大量自由时间。
对于看过多电视可能对身体有害的思考一直被人提及。 在过去50年中，人们用于看电视的平均时间每年都在增长。
为什么人们热衷于看电视？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但自由时间的激增和某种社会资产的稳步减少趋于一致，这种社会资产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依靠。
电视的消极作用之一是，它减少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间。
为什么现在人们看电视的时间减少了？
然而现在，在电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部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于他们父辈的现象。一些针对中学生、宽带用户和YouTube用户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且基本的观察结果总是一致的：拥有更快捷的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对媒介的消费中转变过来。
奶昔错误
麦当劳想提高奶昔销量，因此雇用了一些研究员来弄清楚顾客最关注奶昔的哪种特质…其中一个叫杰拉德·博斯特尔（Gerald Berstell）的研究员…对顾客进行研究。 他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很多奶昔都是在早上被销售出去的——奇怪，显然在早上8点时喝奶昔并不适合火腿、鸡蛋这样的早餐样式。…买家通常独自一人，除了奶昔外他们几乎不买任何其他食物，他们从不在店里喝奶昔。
- 第一种错误是主要关注产品本身，认为对于产品来讲每个要点都存在于产品的属性中，没有顾及到顾客想让它扮演怎样的角色，即他们购买奶昔的目的是什么。
- 第二种错误是对人们早餐常吃食物种类的观念过于狭隘，仿佛所有习惯都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而不是累积起来的偶然事件一样。
2. 工具赋予的可能性
新工具的产生为认知盈余的增长提供了基础
新的媒体形式囊括了经济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所见的慷慨、公开、有创造力的行为提供了便捷的方式。
新办法解决老问题
书多便成灾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1845年评论道：「这个时代最大的祸害就是每一门学问都有太多的书。阻碍我们获得准确信息的最大障碍就是摆在读者面前乱七八糟的书，而我们必须从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出版自由度的增加确实降低了出版物的平均水平。
如何避免书多便成灾？
资源匮乏要比丰富更容易解决，因为当某样东西越来越稀少的时候，我们会简单地想到它比从前更珍贵，这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小变化。而丰富则不同：它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像浪费一切廉价的东西一样去处理此前珍贵的东西，仿佛它们便宜得能被拿去做实验似的。
`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但这种「灾」同时也带来了正面的影响。` 有了印刷机，出版业越来越重要，因为文盲减少了，文化和科学写作造福社会，尽管随之也出现了一大堆垃圾。 公众无须在如洪流般的垃圾和广泛可求的文学经典中做出选择，而是两者都可以拥有（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3. 无酬的动机
人们自发的动机是什么
热爱胜于金钱
德西的结论是，人类的动机并不纯粹是附加性的，为了兴趣而做事和为了报酬而做事是截然不同的。 驱逐效应Crowding-out Effect的研究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出发点是兴趣还是金钱，会让人们在做事时表现得不一样
自治和胜任感
内在动机是一张包罗万象的标签，把人们可能从一项活动中获得的或基于活动本身的回报所造成的各种激励因素聚集在一起。 德西把两种内在动机标注为「个人的」：自治的愿望（指决定我们做什么，怎么做）和有胜任感的愿望（指能够胜任我们所做的事）。
成员资格和慷慨
2006年，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尤海·本克勒Yochai Benkler和纽约大学教授海伦·尼森鲍姆Helen Nissenbaum写了一篇标题长得让人一口气读不下来的论文：《基于公地的对等生产和美德》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 and Virtue。 他们在文中对这种参与所依赖和鼓励的积极特性进行了阐述。 他们把社会动机划分为宽泛的两大类：一类围绕着联系和成员，另一类则围绕着分享和慷慨。
联系和成员
本克勒和尼森鲍姆认定社会动机能加强个人动机；我们新的传播网络鼓励成员加入和分享，两者无论从自身还是对外部来讲都是有益的，并且它们也能为自治和能力提供支持。
分享和慷慨
想要分享的动机才是驱动力，而技术仅仅是一种方法。 驾驭我们认知盈余的手段是我们获得的一种新工具，它可以使参与成为可能并给参与者带来回报。
业余动机和公共规模
业余动机
业余爱好者做一件事是源于对它的热爱。这种动机也会影响到业余爱好者们进行团队合作的方式。 业余爱好者使用公共通道，通常不是为了触及尽可能多的潜在读者，而且是为了寻觅同类人。
公共规模
过去组织的门槛非常高，而如今这些障碍已经被大大削弱，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志同道合者。 而如今我们拥有一些工具，能让团体中的人们彼此取得联系并分享思想和行动，于是我们就能看到一种奇怪的新组合：大型、公众的业余组织。
放大渴望的反馈循环
如果内在动机存在于人性之中最基本的部分，满足内在动机也会使我们得到满足，那么满足那些动机所使用的工具就应该被推广。 我们潜在的对自治和胜任感的满足将…持续增加。因为社会化媒体也为我们对成员资格和分享的内心渴望带来了回报。
4. 我们为我们创造机会
要想让这些盈余的自由时间变得有用，就必须把所有人的时间都结合起来。同时，只有在适当的机遇来临时，这一切才可能被付诸实践。 这里所描述的每一点令人惊讶的新行为都有两个共同要素：
- 人们有机会在鼓励内在动机的方式下行动；
- 这些机会在科技的支持下变得可行，但机会本身是人造就的。
最后通牒游戏
假定某种人类文化中以市场为导向的意识越淡薄，这种文化中的人就应该越慷慨和开放。 市场并非与集体分享格格不入，市场逻辑实际上增加了人们慷慨地与陌生人进行交易的意愿，部分是因为这就是市场运作的规律。 然而，社会生产中的规范早已存在于市场文化中，并不代表着两种模式能轻易杂交。实际上，要从付钱让专家来做某事转化到让社区出于情感来做这件事，在技术上也许不难，但从社会层面上考虑，却会是一大难题。
联合协作：群体创造价值
拥有市场的社会为人们提供需要利用认知盈余来和陌生人互动的经验。其诀窍在于能知道什么时候市场有利于组织互动，什么时候不利于组织互动。当人们对公平的在乎程度超过金钱时，普通人内在的关于如何对待他人的情感便会轻易被触发并且难以压制。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此类共享管理行为的成立通常依靠如下因素：
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可见的行为；
对于共同目标的可靠承诺；
成员们对不轨行为进行惩罚的能力。
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会有所节制，会表现得不那么自私。
社会生产：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免费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在有管理的组织和市场之外，团队生产还存在第三层机制。社会生产依靠团队成员完成其对价值的创造，以及相互间的工作协调，使用的既不是价格信号也不是监管（这是朋友和家庭的世界，大多数野餐就是这么产生的）。
5. 这是一个创造慷慨文化的时代
增加你所拥有的物品数量固然有益，但增加你的知识量所带来的改变可能是革命性的。这也正是为何一个社会分享知识的方式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 人们可以对迟到的家长通过罚以重金加以威慑，但实验表明，市场交易不仅仅是在人类其他动机的基础上增添了东西，它的存在就足以改变人类。 德西的研究重点放在自治和竞争两方面的个人动机，结果证明将动机标价会减少人们做事的动机。格尼茨和鲁斯蒂奇尼关注社会动机，证明将非市场交易行为标价以后，人们会减少把对方当做可以保持长期关系的人来对待的意愿。 但是有些价值是市场创造不出来的，这些价值的创造只能靠一系列分享和相互协调性的假设，也就是靠文化。
文化是一种协调工具
共享经济
社区规模的大小，共享知识的成本，被共享知识的明晰性，以及接收者们的文化规范。 第一个条件是社区规模的大小，这非常直观。 影响兼容性的第二个条件是共享知识的成本。 弗瑞所指出的第三个条件是被共享知识的明晰性。 社区规模的增大，共享成本的下降，清晰度的增加，都使得知识更加兼容。 弗瑞提出的第四个条件是文化，即一个社区关于事物如何运行、人与人之间关系如何协调的一套共享假设。 自由软件成功的途径，正是弗瑞在关于文化与兼容性的论述中所阐明的：参与者的规范是预测未来成功与否的关键，而这些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群体成员是如何理解彼此之间关系的。
业余参与所带来的归属感
尽管这种能力具有如此杰出的特性，但是对教育来说，却并非积极的。 有时候，当我们与人合作或者为他人做某事的时候，虽然做砸了，但是效果却比请专业人员做并圆满完成任务更好。
同病相怜
「同病相怜」的故事阐明了我们在社会化媒体使用中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也就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利用认知盈余来创造真正的公民价值？
6. 从公用价值到公民价值
从面向参与者的公用价值，到受益对象是所有女性的公民价值，两者大不相同。
个体的满足与群体的行为动机
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加剧了原有的个人与群体需求之间的冲突。 一个追求共同目标的群体必须保证自己的高效率（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同时必须保证其成员具有满足感（否则其成员就失去了留在组织内的理由）。 对于业余性的群体来说，个人满足感的问题更加重要，因为它对成员的内在动机会有更大的依赖性。 大多数群体面临的主要威胁实际上来自于内部，这种威胁就是陷入仅仅满足于个人情绪需求但效率低下的行为模式中。
沙发旅行与粉色内衣
个人、群体与自由
我们的认知盈余是如何得到利用的
个人价值是我们主动行动，作为创造者而非消费者所获得的价值。 分享形式按规模不同可以划分为复杂的光谱，但我们可以大概识别出其中最主要的4种形式：
- 个人分享（Personal Sharing），在原本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们之间进行。个人分享是最简单的分享形式，参与者和受益者都以个人身份参与分享活动，从彼此的分享中获益。
- 公用分享（Communal Sharing），其参与性更强，在一个协作的群体之间进行。创造公用价值则更加复杂，未加协调的众多贡献集合起来可以创造个人的价值，而一个互相交流合作的群体则可以创造公用的价值。
- 公共分享（Public Sharing），协作群体积极尝试创造公共资源。公共价值与公用价值一样需要广泛的交流，但要求参与者更为开放，并与新人和非参与者分享创造出来的价值。
- 公民分享（Civic Sharing），表现为一个群体积极尝试改变社会，如“粉色内衣”行动。
群体与治理
7. 寻找鼠标、世界是闲的
如果能开凿出一点点认知盈余，加以利用，我们能让好事发生吗？我敢打赌，答案是肯定的。 新工具所提供的机会越多，任何人可以从之前社会形态推断未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方式、动机和机会三者的融合，从累积的自由时间这个原材料中，生产出了认知盈余。真正的变化来自于我们认识到这种盈余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让我们为彼此创造机会的机会。 眼下价值的重要来源与其说是总体战略，不如说是广泛的实验。因为，对于下一个好点子会是怎样的，没有谁能有完全的把握。
革命的悖论
这就是革命的悖论。新工具所提供的机会越多，任何人可以从之前社会形态推断未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本来被认作传统媒体的新渠道的东西，实际上却在改变传统媒体；本来在威胁着文化的同一性的东西，实际上却在创造着多样性。 要从一个工具中创造出最大的价值，靠的并不是总体规划或者跨越式发展，而是连续不断的尝试与错误。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在这样一种转变中要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个过程。
改进的可能性
创建新型社会化媒体的诀窍在于，使用那些教训来掂量对你有利的机会，而不是将它们作为一套保证成功的宝典。 我将所观察到的事情分为三个类别：创造新机会，应对早期的成长，以及根据用户不断带来的意外做出调整。